[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第34页。

但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对一个省级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主动审查，就显得预设怀疑、咄咄逼人，有领导关系的倾向了。是不是可以作这样一个改变：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下位法的审查纳入立法规划计划中，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在备案审查中所做的只是初步性、程序性、参谋性、辅助性工作，把对下位法经常性的实质性审查权还给常委会？这样，既可以使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变得名符其实，又避免了备案审查队伍和能力建设中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宪法法律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只能是事后审查，也即一个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颁布生效后的审查，这种审查就是宪法监督，是完整意义上的宪法监督。将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的范围，初衷是防止不适当地克减权利、增加义务的各类文件出台，一旦出台了就要加以纠正，但如果仅以三要素作为衡量规范性文件的标准，实际上就会使很多涉及权利义务的文件难以纳入备案审查和监督管理的范围。如果就某一个案进行授权，也未尝不可，但如果常委会以作出决定的方式，授予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一般性的合宪性审查职权，恐怕就有不小的问题了，因为这实际上类似于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放在和常委会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宪法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再拿司法文件的备案来说，按照宪法、地方组织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特别是监督法和修改后立法法的规定，只有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才能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并且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在一个单一制的大国中，立法主体众多，在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立法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如何维护法制统一已经成为一大难题。所以，法规备案审查室可否考虑改一下名称，比如叫法规司法解释审查室或者规范性文件审查室之类的？ 六、合宪性审查大概只能理解为宪法监督 十九大报告提出合宪性审查这一用语后，很快引起各方猜测讨论。伴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推进，其典型范式被利益冲突型腐败所取代。

以上分析可知：（1）合规计划产生于国家有效规制企业实施经济活动的需要，其规制重点始终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就公权机关及公职者行权合规性（含合法性、合理性）进行规范检查。  [29]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监督职责并非平均分配监督力量，惟明确监督范围、重点与环节，方能形成有效的传导效应，放大监督成效。

建构全面的权力清单系统，是当下中国公权规范运动的重要内容。为确保监察机关有效行使监督职责，有必要引入合规计划的合理内核，使之中国化。

4.监督职责运行机制存在制度供给短板。[3]正是在以政党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积累重要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果断做出推进国家腐败治理战略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决策，创立独立监察权这项宪法性权力，[4]就监察权的具体内容作出宪法与法律授权，确立监督职责的首责定位，优化腐败治理的内部系统。根据我国《合规管理体系指南》，合规意味着组织遵守了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也遵守了相关标准、合同、有效治理原则或道德准则。《监察法》作为中国特色第三部反腐败特别法，[42]未能就监督职责的现实运行做出系统的制度设计，迫切需要监督职能的法定化。

2.再监督体制与机制构建的理论基础。5.监督职责保障机制存在制度供给缺位。强化、坚持并维护监察委腐败治理第一职能的地位，构建以监察监督为中心的监督系统，具有高度的理论价值。3.监督范围的基本设定。

（2）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在实现集中国家监察力量的同时，解决监督间接、抽象、被动与结果性的问题，使直接监督、具体监督、主动监督与过程监督成为腐败治理的主导模式。独立监察权作为中国特色最新政治权力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具体性、职责性与独立性。

公权力不仅由居于领导岗位、参加党内重要决策的公职者行使，更多具体权力却由普通公职者行使，解决了领导干部监督的问题，并不必然能完成《监察法》赋予的监督使命，现实版蝇官巨贪现象表明，腐败不因权力低微而影响其危害的程度。用权监督重在监督公权行使的公正性，包括行权合理性与无偏私性，涉及循情、循私与裁量合理等监督重点。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11]而监督范围存在边界解释的需要，监察调查权与监督权范围的衔接亦因《监察法》第11条在监督职责对象设定上，将非腐败行权亦作为独立监督类型，也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的必要。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则是新中国第三部反腐败特别法。在理论上，监察监督存在直接监督与间接监督两种模式，然而，在现实的职责履行中，除对重点监督对象存在直接监督的可能外，监督的再监督是确保监督效能的惟一选择。[23]国家治理是以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为依托所产生的行动及其过程。[8]监督职责的核心在于，以对公权运行设定合规性标准为基础，防范权力偏离其设定目标，抑制腐败动因，有效监督的实现仰赖监督权的权威性与合规依据的明确性。

该罪的设立，已经具有一定的国际趋势，[45]立罪的目的在于，前置腐败治理的端口。3.强化监督职能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中国特色公权合规计划的核心在于：（1）借鉴美国合规计划经验，构建外在监督与内在自我监督的自制、共治系统。《监察法》第11条所规定的监察职责及其对象范围表明，立法支持了笔者不应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单纯反腐败工作机构的主张。

不以监察权为中心，无法把握改革目标的实现情况。  [26]胡键:《惩治腐败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6]为实现监察全覆盖，立法将所有公职人员纳入监督范围，《监察法》第3、15条以对权力位阶与主体属性类型化为基础，对监察对象做出明示、列举规定。通过《监察委员会监督法》明确规定：一是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公共道德促进委员会的法律地位，明确监督职能在作为国家公共道德促进中的基础作用。（2）腐败治理两个战场须实现战略协同。  [43]参见周琪、袁征:《美国的政治腐败与反腐败——对美国反腐败机制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27]参见沈国明:《论规制公权力与强化法治监督体系建设》，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七是在发现犯罪行为之后，组织必须已经采取所有合理措施对该犯罪行为作出应对，并防止类似犯罪的再次发生。

国家监察权行使中，一切公权机关（部门）应成为接受外在监督，协同派驻机构履行本机关（部门）减少腐败发生机会的第一义务主体，监察机关应成为以查纠公权组织怠于行使腐败监管职责的监督者。沈国明:《论规制公权力与强化法治监督体系建设》，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由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五个子体系构成，法治监督体系是独立的子体系。[2]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监察法》中的监督职责规范体系过于薄弱，其运行所需的体制、机制及保障系统规范几近阙如，探寻监督职责履行的法治路径，抓紧建构实现路径的基础理论与规范体系至关重要。

国家性是指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均为国家机关与公权行使者。《监察法》将监督事项确定为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四个方面，据此，（1）监察权以具体公权行使为监督对象。《监察法》采用对人监督原则，监督对象为所有公权行使者，而非公权组织。同时，让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具有活力和创新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

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在国家治理制度层面。  [40]参见杜倩博:《监察委员会内部机构设置与运行机制——流程导向的组织变革》，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4期。

为规范权力行使，建构调整各项特定资源分配关系的法律体系，作为权力运行的规范，并通过公权主体行为规范，限缩权力的滥用可能。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民主监督体制，那么最终将使反对、制约腐败行为的力量远远大于腐败的力量，那时监督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关键性作用将展示无遗。

[27]强化公权监督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基础，表现为：（1）腐败治理伴随国家治理的深化须提高治理标准。  [31]参见王希鹏:《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载《求实》2014第8期。